【大秦猛将蒙恬栽在了君命上？看看李斯、曹操、唐太宗等对他的评价】蒙恬功勋卓著、结局可悲，历史上有记载的评价很多。后世将领也有常常按照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原则行事，其实他们不过是从蒙恬身上吸取了教训，心照不宣而又小心翼翼的戒备。笔者尝试在展现这些评价的同时，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些评价进行辨析，希望能还原一个立体的蒙恬形象。
赵高与李斯：作为沙丘之谋的策划者与执行者，也是迫害蒙氏的始作俑者，他们是怎么看待蒙恬的呢？通过他们的对话就可以说明，赵高在劝李斯参与沙丘之谋初被拒时，又进一步问李斯道：“丞相，依你之见，在才能、功绩、谋略、取信天下以及扶苏的信任程度这几方面，你与蒙恬将军谁强呢？ ”李斯沉默半晌，黯然地说：“不及也”。
司马迁：为蒙恬作传者，《太史公自序》中,司马迁这样记蒙恬“为秦开地益众，北靡匈奴，据河为塞，因山为固，建榆中。”但他在传记末又这样评价：吾适北边，自直道归，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，堑 [zàn]山堙[yīn]谷，通直道，固轻百姓力矣。夫秦之初灭诸侯，天下之心未定，痍伤者未瘳，而恬为名将，不以此时强谏，振百姓之急，养老存孤，务修众庶之和，而阿意兴功，此其兄弟遇诛，不亦宜乎！何乃罪地脉哉？”
曹操：胡亥之杀蒙恬也，恬曰：“自吾先人及至子孙，积信于秦三世矣；今臣将兵三十余万，其势足以背叛，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，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。”孤每读此二人书，未尝不怆然流涕也。孤祖、父以至孤身，皆当亲重之任，可谓见信者矣，以及子桓兄弟，过于三世矣。
唐太宗：李世民于贞观某日对臣僚说：“朕欲上比尧舜，不使冤案现于本朝。各位不妨说说，古代哪一将相死得最冤？”当时在场的有丞相房玄龄、谏议大夫魏徵等人，或答“白起”(战国时秦将)；或说“伍子胥”(春秋时吴将)。听罢臣僚们的议论，太宗摇摇头说：“朕观最冤的是蒙恬。”
司马贞：唐代著名的史学家，世号“小司马”，他说“蒙氏秦将，内史忠贤。长城首筑，万里安边。赵高矫制，扶苏死焉。绝地何罪？劳人是稥（古同“香”）。呼天欲诉，三代良然。”
苏东坡：“蒙恬将三十万人，威振北方，扶苏监其军，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，虽有大奸贼，敢睥睨其间哉？不幸道病，祷祠山川尚有人也，而遣蒙毅，故高、斯得成其谋。”如果始皇没有遣走蒙毅，沙丘之谋就不会得逞，历史也许就会被改写。
司马光：“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，恬不仁不知矣。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，虽无罪见诛，能守死不贰，斯亦足称也。”
刘克庄：南宋诗人写诗《杂咏》“绝漠功虽大，长城怨亦深。但知伤地脉，不悟失人心。”
其他人多是对蒙恬能力、功勋的赞叹，更多的是对其结局的惋惜以及内心不能自拔地纠结。苏轼还善良地假设蒙毅要是没有被派出祈福，以他当时在朝堂上的影响力，沙丘之谋或许就不会发生，也可能被及时制止。当然这些我们也只能是和苏东坡一样进行善良地假设了。
不管是对蒙恬如何认知，都无法否认他的功绩，视角不同而已。持否定说的显然是没有仔细研读历史，对匈奴（以及后来的各个游牧民族）这一基本外患，认识不足：英明神武如汉高祖刘邦者尚且被匈奴重兵围困在白登山7日，最后还是丞相陈平用计，通过给冒顿单于吹枕边风的“二流”方法才解了围；更别说文弱如宋朝的徽、钦二帝，被金人掳去“坐井观天”，最后客死关外；昏庸的明英宗亲征，在土木堡被瓦刺生摛，大大动摇了明朝的根基。而蒙恬重兵痛击匈奴，并连接了万里长城，对于华夏文明的稳定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。可以说，若不是蒙恬大军北却匈奴700里，矗立起万里长城，“楚汉核相争”的大乱时期，匈奴族群必将大举南下，华夏文明里有没有汉王朝、有没有汉人，都成为未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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